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基本法并没有完全忽视《宪法》第31条关于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的字面含义。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行刑衔接机制，则更是鲜明地表明了上述立场，即行政犯的衔接治理机制和办案程序，在于行政优先原则和刑事先理例外的结合。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尤其已经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的被告人，如无实际用刑必要，则或者宣告无罪，或者虽然判决有罪但只给予非刑罚处罚的处理即可。
在现有知识产权、金融、环境案件民事、行政两审合一基础上，将知识产权犯罪、金融犯罪、环境犯罪等刑事案件吸纳进来，由专门审判庭一并管辖审理。（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结合辖区案件特点，将巡回法庭调整为三审合一专门审判庭的专门上诉法院。另一方面，对于事实不清、证据存疑、认识分歧较大、情节严重的行政犯案件，适用不予简化甚至愈趋繁密细致的刑事诉讼程序，两者分驰并行又在情况发生变化时相互转换、通力合作。但是，对抗式诉讼的终局结果，既不是以双方共识的达成为基石，从而为控辩双方皆大欢喜地接受，而是一家欢乐一家愁，以致案结事难了，引发上诉、抗诉乃至申诉、信访不断。
所以，只要秉持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法适用解释规则即可发现，《刑法》第126条之六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第130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第172条持有假币罪，第348条非法持有毒品罪，第352条非法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等的持有，均系作为。刑事侦查机关开展的是刑事立案前的审查工作，适用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的刑事立案前的审查程序。田慧敏：《要捋清思路，规范信用惩戒的边界》，《农村金融时报》，2021年1月18日，第A08版。
二是惩戒主体仍然需要依法实施(77)。而风险警示类惩戒措施、制裁类惩戒措施与本事项/领域的失信行为联结，也不属于不当，只是，此类措施因对失信行为者的权益构成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故将其与特定失信行为的联结，是一种立法创制，必须严格遵循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因不属于本文主题范畴，故不予展开。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生产许可证，建筑开发规划选址许可、新增建设项目规划许可、水土保持方案许可和设施验收许可、施工许可等措施与科研失信的关联度明显不足。尽管在这两种联结模式中，具体到其确定的某项惩戒与失信是否是正当关联问题，如对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检查频次或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或可得出正当的答案，但其总体上透露出来的以尽可能多的限制措施来解决社会、经济监管问题的意图，就相当于国家无限制地结合各种武器对付人民(63)。
(36)两类规范表面上虽有差异，但都对失信行为的范围给出了划定，大致包括：(1)欠缴税款、社会保险费、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以上三点分析的简要结论，可参见表2失信与惩戒的联结模式和立法选择。
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确保过惩相当，不得随意增设或加重惩戒，不得强制要求金融机构、信用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新闻媒体等惩戒失信主体。其实，在该行政法规出台之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33)第5条即规定了两个具体情形：用人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查处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理或处罚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按照管辖权限将其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若在执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该措施，也是有违禁止不当联结的(61)。(四)多项多类行为列举式 多项多类行为列举式是国家机关规范文本对多项多类失信行为予以一并列举。
而更为不利效果通常指向权益的减少或义务的增加。由于依法原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故未予以强调，只是在前文论述时提及通过法律、法规或规章。其次，在规范文本中将失信与惩戒措施进行广泛联结，是不太可能一一给出理由说明的。《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28条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可以对失信主体采取下列惩戒措施。
(58) 当然，原则通常意味着例外的存在。(三)若干特定失信与若干特定惩戒的联结 有的规范文本针对若干特定失信行为，会联结一些特定的惩戒措施。
(3)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该方案也是提出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在两个维度上的意义，但与方案一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第一，失信联合惩戒仅针对失信行为人，任何与失信行为人有紧密联系的人如近亲属都不应受不利影响。
最高法院是否有权力直接对此进行限制性规定，是否有权力强令要求各相关市场主体不与失信者进行涉及高消费的交易(契约订立)(70)，关乎依法原则、法治原则，本文不予展开。第2款规定：拖欠农民工工资需要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具体情形，由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规定。(一)行为信息与公共信用失信信息的联结 信息是个人行为受到监督的基础(55)。例如，《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34)第2条第2款规定：前款所称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以下简称科研失信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违反科学研究行为准则与规范的行为，包括：(一)抄袭、剽窃、侵占他人研究成果或项目申请书。《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第29条第2款有极其类似规定，只是增加了国家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第三，相对而言，单项特定惩戒与若干失信的联结若干特定失信与若干特定惩戒的联结有着初看的合理性(prima facie reasonableness)，是风险最小的立法选择。
列入目录的失信信息包括下列事项：……类似地，参见《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2017年7月1日实施)第10条、《厦门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2019年6月1日实施)第8条、《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2021年1月1日实施)第12条。例如，《人民陪审员法》(40)第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四)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6年3月16日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十四章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一句话就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行政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35)例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9条规定：市社会信用管理部门应当遵循合法、审慎、必要的原则，组织编制本市公共信用信息目录。
(53)湖南高院行政审判30年十大典型案例之十：唐某诉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行再65号) (54)李建良：《行政法上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月旦法学》2002年第3期。首先，地方综合立法会对严重失信的情形作出列举规定(44)，在逻辑上，在此以外的其他失信情形就属于一般失信惩戒适用范围。
(36)例如，《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2020年10月1日实施)第13条规定：下列信息应当作为失信信息纳入信用主体的信用记录……《宿迁市社会信用条例》第13条规定：社会信用主体的下列信息，应当作为负面信息记入其信用档案…… (37)参见《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厦门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宿迁市社会信用条例》相应条款的具体内容。由于下文在讨论具体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联结问题时，将予以更为细致的展开，故在此简单而言，若惩戒措施仅限于失信行为发生领域的加强监管(如失信记录、提醒告诫、重点监管等)，规范文本规定此类特定惩戒措施可适用于所有被合法、合理认定为失信的行为，并不构成不当联结。(7)限制参与由财政资金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特许经营活动。因此，该方案建立的分析框架是：第一，信息与信用之间的不当联结禁止。
《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第26条规定：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相关联的事项可以对失信主体依法采取以下惩戒措施。(39)全国人大常委会2018年12月29日修订，2019年6月1日起实施。
未来，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社会信用统一立法、部门或领域的社会信用立法或其他规则制定、对既有社会信用规范文本进行清理以及司法审查或备案审查社会信用惩戒联结的正当性，应该如何体现和贯彻禁止不当联结原则，不仅需要更多的研究，也依赖规则制定者、清理者、审查者的重视和智慧。② 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向好的信号，受到普遍欢迎和赞赏。
根据《政府采购法》(69)第22条，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2019年4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会同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南方周末报社、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律评论》联合发布2018年度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由于统一社会信用立法的匮缺，其内涵、外延尚未形成一致的界定和认识，但当前有些地方性法规对社会信用社会信用信息的定义可资参考。而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满三年的，可以移出名单、解除管理措施。单项行为概括式有可能会转化为单项行为概括+列举式，只要前一种模式中存在不确定法律概念，且国家机关以列举方式对此概念予以进一步廓清的。(75)检索日期为2021年4月3日。
因此，在立法论上，这两种联结模式是不可取的。(38)根据《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9条第(四)项，限制从业是行政处罚的一种。
(四)单项或单类特定失信与不特定惩戒的联结 在失信联合惩戒的大背景下，特定失信与特定惩戒的联结似乎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2)对失信主体进行约谈，约谈情况应当记入信用记录。
(34)科技部牵头的20个部门联合制定的规范，于2019年9月25日发布并实施。(45)参见《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30条、《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第28条、《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28条、《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第26条等。
